針對戈恩的內部調查早在2018年1月就已開始

編譯| 楊玉科

編輯| Jane

出品 |幫寧工作室（gbngzs）

戈恩事件的關鍵證人納達證實，因迫于自救，他背棄了戈恩。

日本檢方的明星證人、日產汽車高管哈里·納達(Hari Nada)表示，他與檢方達成認罪協議，指證日產汽車前董事長卡洛斯·戈恩(Carlos Ghosn)，是出于自我保護，因擔心會被卷入法律案件中。

戈恩被捕時，納達是日產汽車法律事務負責人。納達表示，針對戈恩涉嫌不當行為的內部調查早在2018年1月就已開始。這個時間節點至少比東京當局2018年11月19日逮捕戈恩早10個月。

上周，在東京地方法院，納達就日產汽車前董事格雷格·凱利（Greg Kelly）一案出庭作證。法庭上，納達首次公開解釋背棄戈恩的原因。

按照納達的說法，針對戈恩的初步調查是由日產汽車法定審計員Hidetoshi Imazu發起，目的是調查戈恩提交給公司的私人航空旅行賬單。此后，該調查擴大到對戈恩約8000萬美元延期薪酬的質疑。

目前在日本受審的是前日產汽車人力資源高管凱利。凱利是納達的前任，他堅稱自己無罪。

納達稱，他曾與凱利就戈恩延期薪酬計劃密切合作多年。該計劃目的是，等戈恩從日產汽車退休后，在不披露的前提下，向戈恩支付逾8000萬美元薪酬。2018年時，戈恩打算2019年退休，從而導致這項計劃制定越來越緊迫。

納達曾擔任日產汽車首席執行官辦公室主任。由于認為這種安排不合法，納達發出了警告。“火車就要駛出車站，必須阻止它停下來。”我當時非常肯定，戈恩會在2019年退休，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阻止這個計劃。

在戈恩和凱利于2018年11月被捕后，納達繼續擔任日產汽車法務部門負責人，主導日產汽車對戈恩事件的內部調查。由于各方認為，納達主導戈恩事件調查不合理，存在利益沖突——他其實是在調查一樁自己參與的活動。

2019年10月，納達被邊緣化。此后，納達仍擔任日產汽車高級副總裁，職責是“顧問”。

01．

迫于自救，背叛戈恩

根據納達的證詞，2018年5月，他就戈恩延期薪酬一事向日產汽車負責政府事務的高管Hitoshi Kawaguchi提出擔憂。Kawaguchi將此事轉達給法定審計員Imazu。

納達建議，Imazu在外部律師事務所——包括日產汽車外部合作法律顧問公司Latham & Watkins的協助下，開展一次內部調查。

他們當時的策略是——收集不利于戈恩的證據，在某一次董事會上與戈恩對質，并迫使他辭職。如果戈恩拒絕下臺，日產汽車就會把調查結果交給日本檢察官。

“如果他沒有辭職，相關文件將被移交給日本當局。”納達說。

然而，還未等到事情走到對質這一步，Imazu就直接聯系了東京檢察官辦公室，針對此事進行溝通。一旦當局獲得日產汽車存在問題的密報，納達就開始感到不安，然后被嚇得采取了自己的行動。

納達在法庭上說：“我意識到，檢察官至少已經知道日產汽車牽涉問題。我擔心，我之前的參與會被誤解……戈恩被調查的很多事情我都有參與，我的參與可能會被誤解。”

2018年7月，納達咨詢了一名律師。這名律師告知納達，日本新近通過了一項司法制度——辯訴交易法。當年9月，納達與東京檢方進行了第一次會面。

但納達在證詞中說，他第一次接觸檢方時，并沒有獲得達成協議的保證。在與檢方合作收集證據后，他在2018年10月31日達成認罪協議。

兩周半后，戈恩被捕。

納達在東京法庭上的證詞，描述了這樣一種場景——他曾苦口婆心地引導日本當局介入，直到他被迫自救。

這也證實了納達不得已背叛前老板的原因。

納達說，他很清楚，除掉戈恩會在日產汽車和聯盟內部引發騷動。1999年，戈恩將日產汽車從破產邊緣拯救出來，并與法國合作伙伴雷諾集團結成聯盟，此后20年，聯盟合作關系一直維系。

“對日產汽車來說，這太可怕了。可以這樣理解，如果一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被發現做了不當之事，就是這家公司做了不當之事。”經過分析權衡，納達認為，“首要任務是阻止這些事情發生。”

納達此番證詞，是迄今為止針對凱利指控的最全面描述。納達稱，凱利指示他設法尋找向戈恩支付延期薪酬的方法。

日本檢方指控戈恩和凱利合謀隱瞞戈恩延期薪酬約8000多萬美元。檢方表示，這筆錢本應在日產汽車年度報告中披露。“在日本和法國，戈恩想避免公眾對其巨額薪水的監督，與凱利合謀，將數千萬美元隱匿于公眾視線之外。”

2018年11月19日，凱利和戈恩分別乘坐飛機抵達日本后被捕。兩人都否認了這些指控，此后，戈恩于2019年12月逃離日本，到貝魯特尋求庇護，從而逃離了日本的司法體系。留下凱利一人獨自受審，如果被判有罪，凱利可能面臨最高15年監禁。

凱利的審判于2020年9月開始，但他一直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護，直到今年春天出庭。審判預計將于今年7月結束。

凱利的辯護律師持相反觀點。他認為，凱利并沒有直接參與很多關于戈恩薪酬的討論。凱利提出的薪酬，指的是戈恩退休后，未來為公司提供服務的獎勵，而不是針對他之前已經完成工作的補償。

律師稱，這樣做的目的是，在戈恩退休后能留住他，這樣他就不會跳槽到競爭對手那里。

凱利的辯護基于這樣一個事實——這些支付款項從未確定。因此，任何協議都不具有法律效力，也沒有義務披露。

02．

美國法官允許引渡泰勒父子

對戈恩來說，壞消息接踵而來。

2021年1月28日，美國波士頓地區法官Indira Talwani做出裁決，為美國陸軍特種部隊老兵邁克爾·泰勒（Michael Taylor）和他的兒子彼得·泰勒（Peter Taylor）被移交給日本掃清了道路。

泰勒父子曾協助戈恩逃離日本。在日本要求下，泰勒父子于2020年5月被捕。2020年10月29日，美國國務院批準兩人的引渡。但Talwani當時暫緩兩人的引渡，以便聽取兩人對美國國務院決定的質疑細節。

泰勒父子的律師稱，在日本，不會因幫助某人“棄保潛逃”而被起訴，如果兩人被引渡，他們可能面臨無情的審訊和酷刑。

戈恩在一份法庭文件中似乎也印證了他們的顧慮。戈恩稱，自己在日本面臨長期拘留、精神折磨和恐嚇。

預計泰勒父子將面臨“類似或更糟糕的情況”。

法官Talwani表示，盡管日本的監獄條件很惡劣，但這并不足以阻止引渡，而且當局已經確定他們的行為是“可引渡的罪行”。

泰勒父子的律師迅速提出上訴。

該律師和日產汽車均拒絕置評。戈恩和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亦未立即置評。

日本檢方表示，2019年12月29日，在泰勒父子協助下，戈恩藏在一個大箱子里，乘坐私人飛機逃離日本，抵達其童年的家鄉黎巴嫩。

彼時的戈恩，正在焦急等待對他的審判。他被指控瞞報薪酬等財務不當行為，但戈恩始終否認有不當行為。

檢察官表示，泰勒父子是私人安保行家。此次行動，他們獲得130萬美元報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