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月14號，東莞和福州相繼發生惡性傷人事件。前者，1死8傷，后者，1死19傷。

為什么裝可憐是反社會人格的典型標志呢？

這要從一群猴子說起。

心理學家注意到，野生的猴子怕蛇，實驗室里長大的猴子則不會。即使丟條蛇在面前，它們也無動于衷。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，美國西北大學的學者進行了兩個實驗。

第一個實驗是，通過播放影片，讓實驗室里長大的猴子知道野生猴子怕蛇。影片的內容為野生猴子見到蛇的反應，結果實驗室猴子也開始怕蛇，一見到蛇甚至是與蛇相似的物體，就毛發直立、大呼小叫。

人格的形成，與此十分相似，同樣受到基因、經歷和環境的影響。

人格是怎么扭曲的？

不幸的是，反社會人格者，在基因、經歷和環境三個方面都出了亂子。

人會有喜怒哀樂，這些情緒都由神經遞質控制。

和其他組織器官一樣，神經遞質也有一個產生、發展的過程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有一種叫單胺氧化酶A的物質起到關鍵性作用，而MAO-A基因是調控單胺氧化酶A的開關。

和所有基因一樣，MAO-A基因也可能會出現一些“小狀況”，比如發生變異、活性增加或者降低，這些“小狀況”會連帶地影響到人類的情緒。研究顯示，存在MAO-A基因低活性變異的兒童，有85%在成年后會出現反社會行為。[3]

早期經歷對人格扭曲的發生同樣重要。

家庭是孩子接觸到的第一個環境，是其觀察世界的窗口。如果兒時受到虐待或者感情需求得不到滿足，他們便有可能認為 “社會就是如此”，進而形成一種獨特的行為模式：為達成目標，會不擇手段。

環境的影響，也不容小視。

人的大腦，可以分為高中低三層，越往下、越原始。底層如腦干，負責呼吸心跳等關鍵活動，幾乎每個人都一樣；中層的如顳葉，負責處理聽覺、語言、記憶，可以看作數據處理中心，個人之間雖有差異、卻不是很大；最頂層的是皮質。

皮質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原因，它可以調取記憶、察言觀色，讓我們做出最符合社會規范的行為——聽到朋友傷心，必須同情，見到朋友開心，最好跟著樂一樂之類。

研究顯示，反社會人格者在解讀與情感有關的詞匯時，血液更多地流向顳葉。[1]換句話說，在他們眼里，旁人的感情不過是一道數學題。

反社會人格障礙的表現，可以用一句話，即罔顧社會規范。

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，所謂幸福，就是在合適的年齡做合適的事。

且不論這句話對不對，每個年齡段確實都有對應的社會規范，符合社會規范不僅與他人方便，而且對自己有利。反社會人格者，在各個階段卻無法遵守相應的社會規范。

比如，11歲之前，反社會人格者可能會出現品行不端，比如打架、故意破壞他人財物、對動物或其他人缺乏同情，甚至偷竊、放火。

青年期，反社會人格者可能會出現責任問題。持續撒謊，頻繁使用化名；工作表現差，以至于頻繁被解雇；感情不穩，會在軀體、情感方面虐待自己的伴侶。[4]

成年期，相比于正常人，反社會人格障礙患者更容易犯罪。

有學者對美國監獄里的犯人進行調查，結果顯示，平均20%的犯人屬于反社會人格者，并且，這少部分人包攬了監獄里50%以上的最嚴重罪行，如搶劫、謀殺、叛國等。[1]

國內學者也進行過相關調查，結果相似，接受刑事制裁的重刑犯，擁有反社會人格障礙的概率更高。[5]

美國進行過兩次全國性的調查，結果顯示，反社會人格障礙的總體患病率約為3.5%，男性較高，達到5.5%，女性只有1.9%。[6,7]可能是因為奉行集體主義，個體離不開社區支持、行為不端更容易被識別和矯正，亞洲地區的反社會人格障礙患病率，比美國低很多。[8]

遺憾的是，反社會人格障礙的癥狀很難解除（不再出現反社會行為），部分緩解的比例也不高，約一半患者會一輩子反社會。

他們縱使不犯罪，也會給身邊的人帶去無窮的痛苦。有沒有辦法識別他們呢？

這就使得，一方面，他們很容易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，“我沒有做錯什么”；另一方面，同情之心，人皆有之，甚至可以說，同情心是社會存在及延續的關鍵。

對于那些特別在意輸贏的人來說，利用別人的同情心，是一種高收益的作弊方式。

這就是反社會人格者，一群潛伏的惡魔。

需要特別指出的是，文首新聞中的犯人，未必屬于反社會人格，我們不是精神醫生、也沒有進行過當面診斷，只能說，他們的行為具有反社會性。

俗話說，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。一次反社會性行為，可能是因為沖動，如果長期如此、不思悔改、甚至用同情心操縱他人，便需要警惕了。遠離他們，是對自己負責。

參考文獻

[1] 當良知沉睡：辨認身邊的反社會人格者[M]. 吳大海, 譯, 馬紹博, 譯. 機械工業出版社, 2016.

[2] 坦普爾·葛蘭汀, 凱瑟琳·約翰遜. 我們為什么不說話[M]. 馬百亮, 譯.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8.

[3] CASPI A, MCCLAY J, MOFFITT T E等.Role of genotype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 in maltreated children[J]. Science (New York, N.Y.), 2002, 297(5582): 851–854.

[4] ROBINS L N. Deviant children grown up[J]. European child & adolescent psychiatry, 1996, 5(1): 44–46.

[5] 沈東郁, 楊蘊萍. 人格障礙診斷問卷在成年違法犯罪人群中的應用[J]. 中國行為醫學科學, 2002, 11(5): 531–532.

[6] KESSLER R C, MCGONAGLE K A, ZHAO S等. Lifetime and 12-month prevalence of DSM-III-R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: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[J].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, 1994, 51(1): 8–19.

[7] COMPTON W M, CONWAY K P, STINSON F S等. Prevalence, correlates, and comorbidity of DSM-IV antisocial personality syndromes and alcohol and specific drug use disor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: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epidemiologic survey on alcohol and related conditions[J].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, 2005, 66(6): 677–685.

[8] 于宏華. 大學生人格障礙的流行病學調查及相關心理因素研究[D]. 山東大學, 2005.